（2月6日下午，一辆运送医疗设备和工作人员的车医院。摄影/长江日报陈卓）1月8日晚，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突然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要求他尽快去一趟武汉。次日早上7点，他就坐上了从北京飞往武汉的飞机。因在武汉只待了一天，曾光没有参与现场调查。在地方给包括他在内的专家的汇报中，他听到的是武汉市已经隔离了多少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出现感染者，感染者病症不是太重，和季节性流感差不多……“我们得到的都是这样的信息。”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那次经历时，曾光拍着桌子问，“那时我哪知道还有个李文亮，还有张继先？”即便是基于这样的信息，出于SARS时期的经验，曾光还是建议当地要把感染者完全隔离，疑似医院，还要一人一个单间，密切接触者要集中隔离，这是防控要点。但在当时，武汉并没有采纳这样的措施。“这对于他们是额外的负担”在曾光去武汉的时候，国家卫健委还派出了第二批专家组于1月8日抵汉，在当地调查指导防疫工作，直到1月15日。上述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当时，当地提供给专家组的资料有限，很难判断出病毒有没有人传人的能力。他回忆说，1月11日，湖北省与武汉市两级卫健委在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召开会议时，提供了一份人数有多人的疑似病例名单。专家组的一致意见是，如实公布疑似病例。但在12日，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只重复了前日通报过的41例确诊病例，并未公布疑似病例情况。对此，专家组感到很意外。临床医生被感染，是疾病人传人的敏感信号。据后来媒体报道，1月1日至11日，武汉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医院医生陆俊于1月7日就确诊了新冠肺炎，在1月17日之前，一直在本院治疗。上述专家说，当时，他们也走访了武汉同济，却没有人向他们提及该院医务人员的感染情况。2月23日，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等人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发表了评述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文章指出，此次疫情发生早期,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进行细致、缜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很多人都在质疑“非典”之后建立的覆盖全国的传染病直报系统为何没有发挥作用。对此，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原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汪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实际上，这个直报系统并不负责发现新发传染病。”针对新发传染病，年12月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在需要上报的传染病范围一项，增加了“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内容。新发传染病可以通过直报系统下的子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上报。但问题是，只有首先定义了什么样的情况算公共卫生事件，才能上报。对此，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国家CDC首任主任李立明指出，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对这些新发传染病只有一句话，“就是说要报告，但是怎么报告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1月20日国家规定新冠病毒肺炎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之后，每天就开始报告了。李立明说，“在这之前，没有定性它是一个什么病、危害性如何，需要有专家评估与卫生行政部门决策的过程。”而根据国家C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