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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与中日韩的作用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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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自年1月出现,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1日宣布其为世界大流行以来,严重地影响了世界各国人民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危及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特别是牺牲了众多无辜的宝贵生命,使世界经济陷入严重不景气、衰退的状况。为此,我们需要考察这次疫情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及作为区域性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的联合作用,以为全球治理体系改善作出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的性质及中日韩应对模式

由于今次新冠肺炎病毒的类型和传播途径等溯源性问题并不清晰,存在许多模糊和需要依据事实和科学进一步研究厘清的问题,所以各国多采用应对传统传染病的方法予以处理,包括“早检测、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治疗”,目的是切断传播源和传播路径,抑制病毒的快速蔓延,降低人员死亡率。

即自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并爆发以来,各国均依据自己的专业性判断,结合国家政权和国民文化的特点,在吸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基础上,采取了各种形式的自力自救方法抗击疫情,并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其中,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式,表现出色,效果明显,短期内基本抑制了新冠肺炎病毒在自国的大范围蔓延,成为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模范性或典型性国家。

中国医学专家在确认这种病毒有人传人的现象和事实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性的措施:武汉封城,避免因人员流动,使疫情大范围扩大和蔓延,并通过强力性措施,包括禁止人员流动和关闭营业、活动场所,以及通过全国医疗单位和人员的大力支援,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业、基层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全民合力应对疫情,在短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得益于中国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制度优越性,各级医疗单位和人员的专业奉献性及中西医结合的高效性,强大的物资协调和保障能力,以及国民面临危机时的团结力和自我牺牲精神。

韩国在面临这次疫情时,政府的果断决策和抗疫决心,包括通过增加设施,例如,增加各类不同人员(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治疗机构、扩大隔离场所空间,运用多种方法,包括对汽车中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的方法,以增加人员检测数量和扩大安置场所,以快速发现感染患者并及时安置和治疗患者。这得益于韩国先前处置其他类型疫病的经验和充足的检测能力、强大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的储备能力。所以,在短期内抑制了疫情的蔓延。

日本针对这次疫情,采取了医疗资源重点向急需者倾斜的方法,以确保重症患者的病床,降低死亡率,避免医疗资源挤兑或瘫痪,也不影响其他患者的医疗需求。因为日本政府的医疗专家组认为,这次疫情患者的80%为轻症者,可以自我康复,因此仅接受发热37.5度以上连续四天人员的电话预约,并由各地保健所通过行政判断的方法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核酸检测,以弥补核酸检测资源有限和病床不足的缺陷。即日本基本依据专家组的专业性建议,包括确定和解除紧急事态宣言的区域和日期,采取措施,开展抗疫行动。

所以,日本在短期内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并基本控制疫情的效果,得益于专家组的建议和聚焦集中感染事件,国民的自律和生活习惯(口罩文化),对多种经营活动的限制性要求,以及对各种不同性质事业主体(单位和个人)的经济生活的差异化补助。

尽管中日韩三国基本控制了疫情,但并不表示可放松对其的警惕和控制,因为其仍有复苏、再次蔓延的可能,尤其是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未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如何向其他地区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和物资援助,是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因为地球是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地球上的人类不仅具有关联性和共存性,而且具有共益性和共安性。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动、大调整之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显,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并出现多种持续不利的负面影响,也带来众多的变革和发展趋势。

第一,在政治上,这次疫情应对的主导性力量缺失。在疫情初期,一些西方国家人士认为,疫情仅是中国的事情,与他们无关,甚至有幸灾乐祸之感。但全球化带来的人员、物品和信息的快速移动,使疫情向全球扩散蔓延,包括即使在近期也无法判定这次疫情何时结束。

而在这次疫情中,与应对其他重大事件相比,非常关键性的缺陷是,缺失主导应对疫情的核心力量,尤其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策性目标,使得美国无心也再无意愿在国际性重大问题上发挥领袖的地位和作用,出现“疲劳症”的态势,甚至打击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性指导作用,即呈现各国自力自主救助的局面。

为此,可以认定,世界已进入无极化时代。这种政治上的无极时代,包括国家退出重要的国际组织,严重地损害全球治理体系的功能和效果,引发对国际组织改革思考。

第二,在经济上,这次疫情使全球供应链受损并呈现调整产业布局的情形。如上所述,由于本次疫情的病毒种类和传播路径不清,所以采用了传统性的应对措施:隔离,即暂停或取消人员大规模的流动,致使一些产品或商品的零部件无法正常生产和及时送达,从而影响生产生活进程,进而损害经济利益和生活品质。为此,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呈现了将主要产业或高附加值产品、战略性商品等企业搬回自国生产的鼓励性政策和支付援助资金的措施。

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多种有利的因素,但也带来众多不利的因素,尤其在紧急出现不可抗力的事态时,将严重地损害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暴露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果,包括产业集聚和垄断、利用产业优势成为制裁的工具、贫富分化严重,尤其是产业技术的升级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达,使人员失工和失业,影响社会生态,所以对全球化出现抵制抗拒的现象。

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产业布局不仅受到投资利益利润的驱动,更关联市场容量、投资和营商环境、基础设施配套、产品上下游衔接、标准规格要求、就业数量和工资高低等多种因素,即受市场因素布局的产业调整存在很大的困难,其调整的幅度也是有限的,为此,重要的是,相关方应通过加强沟通和协调,为扩大共同利益,以及减少投资风险等群策群力,提升效能。

第三,在技术上,这次疫情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和生活样态。如上所述,这次疫情为隔断病源采取了隔离的实施,阻断了人员的流动,对传统产业尤其是服务性行业(例如,餐饮业、旅游业、运输业、宾馆服务业、娱乐业等)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而为减缓损失和延续产业或生活状态,产生了新的产业,尤其是运用大数据平台开发利用了新的技术和新产业,扩大了就业和工作模式(在家办公、错位错时上班,远程工作等),从而使技术的竞争将变得更为激烈,这种技术性竞争也将改变生活形态,将使网络、信息通讯产业更为发达。同时,要使这次疫情完全终结,最有效的办法是快速地开发可及性和可担负性的药物和疫苗,从而加快促进相关医疗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并形成先发优势。

第四,在教学上,这次疫情呈现新的教学交流研讨模式。因为针对疫情的隔离措施,减少了人员的移动频次和范围,从而增加了运用网络系统进行线上教学和研讨的方法和方式,即今后的教学和研讨方式将主要由网络平台系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这不仅减少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也将使更多的机会和优质资源可以得到普及,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提高,为此,应加快制定具体而有效的相关法律规章,确保这种运作模式能顺利发展。

区域性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和中日韩的作用

众所周知,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即全球治理的规则和制度(国际法)需要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予以制定和实施,为此,国家和国际组织具有“双重功能性”。

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多个国家偏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自国第一和自国优先,并呈现多个国际组织运转受困、达成共识困难的情况下,制定和修改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将是十分困难的。为此,由重要区域性国家组成的组织(区域性治理机制)就应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在东亚,中日韩三国的合作特别重要。

中日韩三国不断加强多层面多领域的合作,不仅是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所需,也涉及对共同的经济秩序和安全利益的维护,所以,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全面恢复发展对于安定安全和经济秩序就特别重要,以发挥世界模版作用,而要使东亚尽快恢复受到疫情影响的经济状态,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动力源的地位和作用,中日韩三国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加强沟通协调,改善双边政治关系。日韩两国受劳工征用判决赔偿问题影响,致使在贸易和安全上的对抗性措施,损害了双方政治发展进程,并损害双边政治互信。尽管两国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改善的前景和效果并不明朗,特别是针对双边条约(年《日韩请求权协定》)内容在国际法效力和解释上的对立和分歧,难以消除。中日两国自年以来经过双方首脑的互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回复正常轨道,包括签署了多个谅解备忘录和合作文件,但中日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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