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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抗疫中的数字技术与数字鸿沟新京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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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

今天分享的是数字技术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种新技术的出现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社会科学除了去应用这种技术,还需要考虑的是新技术的运用会如何颠覆我们在二十世纪积累的有关市场、企业、国家和公共治理等的常规认识,考虑它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新方式来影响社群的集体行动。换言之,颠覆性的技术也要求社会科学开展一些“颠覆性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我们团队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观察各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公共治理机制,特别是观察数字技术对这种公共治理机制的影响。这一研究背后的设想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集体行动问题,要求我们在很短时间内有效协调一群人的集体行动。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行动机制和常规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机制有较大的区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法进行提前谋划,因此常规治理模式在重大、应急性的管理中可能会失效。我们希望在特殊场景下考察技术对公共治理机制的影响。

围绕一群人的集体行动,经典的社会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几种主要的形态。其中最常见的是市场。市场是一种高度分权的治理模式,它以个体分散决策的基础,以价格信号来协调一群人的行动。但这种模式显然存在不少问题,信息不充分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如果个体在市场中所能够得到的信息不完全,那么它在协调一群人行动时就会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企业等有形组织的存在。它们可以在较小范围内以权威去协调一群人的行动,从而形成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国家也是一种权威治理的模式,它是由*府代表国家,使用法律等更具有强制的规范方式去组织一群人集体行动。以上三种方式其实都可以是我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选择的工具。

不过,目前很多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讨论都特别突出了第三种模式,即聚焦于*府怎么样去做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应对。我们团队则采用了公共治理的视角,希望可以突破这种*府中心主义的讨论,适度拓宽视角,更加系统地来考察信息技术加入之后会对以上的一些治理机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能够提升治理机制的能力,扩展我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的工具选择,更好地协调一群人的集体行动。

信息是我们理解数字技术会怎样影响不同类型集体行动机制的一个关键。以市场为例。信息不充分很容易引发个体的有限理性,进而影响市场机制协调集体行动的能力。同样的,信息不充分也会导致我们很难采用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般来说,企业是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建立的具有明确目标、治理结构和运作规程的组织,它可以有效协调一群分享了共同目标和获得适当回报的个体行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群分享共同目标的个体来实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相比之下,国家或者说*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尽管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但*府的科层制组织已经是相比市场、企业更有可能实现快速行动的组织。

从困难来看,*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会由于信息缺失而难以作出权威决策。在武汉,地方*府在早期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就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知识等,没有能够对病*是否会人传人作出准确判断,也没有能够采取非常及时的措施。尽管如此,传统的*府官僚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搜集信息的控制机制,它的建立本身就是为了减少我们的不确定性。

因此,相比市场、社会组织和企业,行*体系的信息搜集和发布渠道依旧是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各国、各地都不自觉地假定了*府是协调各国公民集体行动的最重要组织形态,要求*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来。在信息技术来临以前,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可以观察到这种模式。

但是,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普及以后,*府的权威治理模式可能就不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唯一方案了,这就需要我们颠覆性地去思考新技术会怎样改变我们的公共治理。

实际上,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府治理形态受到了工业革命的重要影响,技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使得我们必须要思考,信息技术会怎样来影响我们的公共治理呢?信息技术和工业革命后的制造技术显然是不一样的。工业技术代替的是我们的肌力,信息技术则改变了传播、思考和计算。

一旦我们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组织形态难道还会一成不变吗?从获取信息的方式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把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联系了起来,物理空间的可读性有了极大的提升,物理世界发生的数据信息可以通过穿戴设备、监控系统等转化为计算机可读的信息。

从传播信息的方式来看,我们今天已经可以依托互联网超越物理空间的限制来开展跨地区的实时交流,甚至由此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开始依托虚拟空间组织集体行动了。从计算能力来看,我们已经可以快速处理海量数据,依托城市大脑等更好管理城市治理的复杂系统。

数字技术对于信息获取、传播和分析能力的影响,正在改变我们开展公共治理的方式。不过,过去大家更关心的是信息技术如何赋权*府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但实际上,信息技术不仅赋权*府这种独特的治理形态,也赋权了社会,甚至在创造一些全新的集体行动模式。我们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都观察到了数字治理带来的*府治理、公共治理新变化。

首先来看数字技术如何赋权*府。第一,数字技术极大提升了*府的计算能力,可以用于辅助决策。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份。这一决策作出的背景是浙江省用“大数据+网格化”做了疫情预判。比如每日互动网络科技的方毅与李兰娟院士的医疗团队合作,通过大数据和流行病学开展分析,运用人口流动情况预判了疫情发展趋势等。

第二,数字技术提高了*府引导公民行为的能力。各级*府非常广泛地使用了信息技术发布权威信息,在很短时间内将疫情的真实情况分享给公众。这种权威、真实的信息发布方式有利于引导居民及时采取行动、减少外出频率、保持社交距离等。各地*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的信息发布实际上比它们在常规治理中发布的信息要更快、更多和更加准确。

比如浙江省从1月27日起开始举办疫情防控新闻工作发布会,各地*府也都发布了相关的疫情信息,腾讯平台、丁香医生等则及时汇总了官方的疫情信息,促进了信息的充分流通,起到了引导公众行为的作用。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官方信息对民众行为是有非常强的引导性的。比如我们分析了武汉市卫健委的信息发布和网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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