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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人物图片均来源于Nature
今天，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公布了年度十大人物榜单（Nature’s10）——这一榜单旨在选出10位在这一年所有重大科学事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自然》特写部主编理查德·蒙纳斯特斯基（RichMonastersky）表示，“在这充满危机和惊人发现的一年里，本年度《自然》十大科学人物中，既有帮助我们探知宇宙最遥远存在的天文学家，也有在新冠大流行和猴痘疫情中举足轻重的研究人员，还有突破器官移植限制的外科医生。”
在今年的十大人物榜单上，也有一些名字与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危机的发展息息相关。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Guterres）呼吁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危机；SaleemulHuq是位于孟加拉国达卡的国际气候变化与发展中心的主任，他在上个月的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帮助争取到了富裕国家承担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损害”（lossesanddamages）的承诺。
此外，《自然》还评选出了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几位人物。新冠疫情进入第三年，北京大学的基因组学研究员曹云龙帮助追踪新冠病毒的演化，并预测了导致新变异株产生的部分突变；LisaMcCorkell是一位患有“长新冠”（longCOVID）的研究员，作为Patient-LedResearchCollaborative的创始成员，她帮助提高了公众对该疾病的认识，并筹集到了研究经费；DimieOgoina是尼日利亚尼日尔三角洲大学的传染病医生，他对尼日利亚猴痘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关抗猴痘疫情的关键信息。
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外科医生MuhammadMohiuddin带领团队完成了首次转基因猪心脏的人体移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的天文学家JaneRigby在韦伯太空望远镜进入太空并正常工作的任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人类探索宇宙的能力迈上了更高的新台阶。
蒙纳斯特斯基表示，“《自然》十大人物的故事以独特视角浓缩了这不平凡一年中的一些最重大的科学事件。”本文人物介绍基于报道和权威公开资料。如有纰漏，欢迎留言批评指正。
天文猎人JaneRigby：宇宙不会拒绝我
她在让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进入太空并正常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人类探索宇宙提供了新能量。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于年12月25日成功发射升空，在它可能出现的数百个问题中，JaneRigby一直在想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当这台耗资亿美元的望远镜在深空展开时，必须在巨大的主镜前拥有一面副镜，以便捕捉到光子并将其传回地球。
Rigby是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家。“这是最让我害怕的，在没有副镜的情况下，这个美丽的金色镜子可能会把光聚焦到任何地方。
”尽管她的视力较差，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她的团队为JWST完美地部署了副镜以及所有其他组件。随后，她还领导了评估望远镜性能的工作。这次任务的成功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从发布第一批令人瞠目的图像到发现遥远星系和系外行星大气，JWST霸榜了年的天文学头条。在数十年来致力于将JWST送入太空的数千名天文学家中，Rigby发挥了关键作用。
Rigby自幼生活在特拉华州的农村，她看过CarlSagan的《宇宙》（Cosmos）系列，也读美国天体物理学家SallyRide成为宇航员的故事。她因为身材矮小而不能驾驶航天飞机，于是成为了一名天文学家。她买了一架二手望远镜，晚上带着它到田野里，和她当物理老师的父亲一起动手焊接和修修补补。
她在读本科时，便使用夏威夷凯克望远镜的数据开始了天文研究工作。当她开始在亚利桑那大学读研究生时，她又分析了美国宇航局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的观测结果。她说：“当你架起一个最好的望远镜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发现一些新东西。”
然而，在那时，JWST是否会成功还远未明朗。自年设想以后，该项目就经历了进度延误和成本飙升的挑战。年，望远镜的所有问题恶化，她拒绝了其他两个工作机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此项目。“科学是如此引人入目，”她说。她的部分工作是研究如何恢复由于JWST预算膨胀而被削减的能力。
12年后，与以往团队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相同，望远镜的发射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进行。当望远镜与火箭分离并扩展太阳能阵列来发电时，她清晰地听到了“阵列上有电流”，她说：“很难想象那句话里包含了多少欢乐。
”5个月的望远镜调试开始后，Rigby在测量和理解渗入JWST观测的背景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JWST不像哈勃那样被包裹在管子里。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JWST项目科学家KlausPontoppidan说，“她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以降低背景光影响望远镜数据的不确定性。这让天文学家确信他们的测量是准确的。
7月12日，Rigby发表了第一篇关于JWST科学成果的论文。那一周，她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一起公布了望远镜的第一批图像。自此，她成为与望远镜结果有关的科学演讲和新闻发布会上的主要人物。
新冠预言者曹云龙：只有做出有效预测，才能证明你了解这个系统
他对新变异毒株的丰富描述，使研究人员能够追逐新冠病毒的演变进程。
年底，曹云龙从美国回到中国，他本希望继续从事单细胞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但就在他任职北京大学研究助理后不久，新冠疫情就来了。
在那时，曹云龙和他的导师、生物物理化学家谢晓亮发现，他们的实验室里没有技术员和学生了。面对“停工”的情况，曹云龙意识到自己可以用擅长的方法研究新冠病毒免疫反应的抗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从事免疫学和病毒学，”曹云龙说。
如今，当科学家们看到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裹挟着由Omicron衍生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曹云龙的工作为领先病毒的快速进化提供了一线希望。他的团队通过细致探测人体的抗体，成功预测出了许多定义这种“变异群”的突变。
“这绝对是一项杰作，”LauraWalker说，她是生物制药公司invivid的免疫学家和首席科学官，她也一直在尝试预测Omicron的进化。“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让我们感到羞愧。”
曹云龙在谢晓亮的团队中领导着大部分新冠肺炎相关工作，他通过筛查新冠肺炎患者来获得可用于治疗的抗体。该团队与一家中国制药公司合作，挑选了两种最有效的感染阻断抗体，并开始在新冠肺炎患者身上进行试验。
早期结果看起来不错，但在南非科学家于年底发现Beta变种后，药物失效了，于是该制药公司停止了研发。曹云龙说：“我开始想，‘该死的，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他想知道，与其基于最强抗体来开发治疗方法，或许可以确定哪些抗体对抵抗病毒变异最有弹性。他受FredHutchinsonCancerCenter的进化病毒学家JesseBloom研究工作的启发，该研究描述了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改变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约个氨基酸组合）影响其附着和感染宿主细胞的能力。
然而，这一研究只涉及到一种蛋白质。曹云龙想做同样类型的研究，以追踪病毒如何进化以逃避成百上千种抗体。曹云龙说，如果使用传统技术，这将需要数年的时间，于是他开发了一种可以在数周内实现的高通量方法。
曹云龙团队的研究工作详细地展示了病毒如何对抗体压力做出反应。它还确定了在躲避免疫方面提供最大效果的突变。这种方法使曹云龙团队能够研究不同变异株感染影响人们产生的抗体。例如，那些从OmicronBA.1中康复的人产生了中和抗体，这些抗体可以被OmicronBA.5中出现的刺突蛋白突变所克服，这种突变在今年上半年席卷了整个美国。
曹云龙团队通过研究BA.5、BA.2康复者的抗体，预测了目前流行变体的关键突变。这些预测使研究团队能够在病毒变体被确定后评估它们逃避免疫的能力，这项工作通常比其他团队早几周。曹云龙说：“我相信，这是我们第一次领先于病毒。”
Bloom说，他的团队一直处于生成新变种实验数据的前沿，并通过预印本、社交媒体和病毒跟踪网站来迅速分享这些信息。
如今，曹云龙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寻求设计新的抗体疗法，以确定那些最能抵御疾病的抗体。
气候革命者SaleemulHuq：这绝对是一条红线，我们准备走过去
他帮助迫使富裕国家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买单。
上个月，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结束前的最后几个小时，疲惫不堪的代表们瘫倒在正式会议室外的沙发上。但SaleemulHuq并没有，他依然笔直地坐着，翻阅着手机上的信息。
会议的最终文本尚未达成一致。Huq告诉《自然》杂志，他相信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谈判代表最终会同意设立一种新的气候基金：该基金将赔付气候脆弱国家遭受的“损失和破坏”成本，“别担心，”他说，“它马上就来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签署的最终协议包括建立损失和破坏基金的条款，帮助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条款代表了近30年的成果，旨在让全球历史上碳排放最高的国家承认，它们对低排放国家负有一定的经济责任，这些国家因气温持续上升而面临破坏。十多年来，该运动的非官方领导人一直是Huq，他原本是一名植物生物学家，现在是国际气候变化与发展中心的负责人。
“对损失和破坏负责，而不应该是援助，”Huq说。它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条款在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之前就遭到反对的原因，那次峰会产生了今天的气候协议。“当金钱作为援助提供时，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捐助者手中。”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补充道。
他在欧洲、非洲和亚洲长大，他的父母在那里担任外交职务，在这段经历中，他逐渐培养起了对科学的热情，50年前搬到伦敦学习生物化学，之后又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后来，Huq回到孟加拉国，与AtiqRahman共同创立了孟加拉国高级研究中心（BCAS），这是一个专注于环境政策的独立智库。孟加拉国常年受到环境灾害的影响，尤其是洪水。Huq和他的同事推动政府成立环境部门，而BCAS将是指导研究部门。政府的气候变化主管MirzaShawkatAli说，BCAS帮助部门编写了孟加拉国的第一个环境行动计划。
英国牛津大学气候研究员LisaSchipper说，Huq领导建立了一个基于社区适应、致力于发展的全球专家网络。这一长期存在的理念是在孟加拉国首创的，其重点是帮助农村社区找到他们基于研究的问题解决方案，比如提高防洪能力或调整种植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
Huq认为，社区“需要掌握主动权”。
到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担任气候脆弱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的顾问，帮助这些国家将自身需求提上联合国谈判议程。在首尔GlobalGreenGrowthInstitute工作的环境律师AchalaAbeysinghe表示，在年巴黎气候协议达成前的几年里，为损失和破坏提供资金的想法得到了支持。AchalaAbeysinghe曾与Huq一起为气候脆弱国家提供咨询。她说，Huq的策略是说服更多国家接受损失和破坏的理由，“这样，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就不再孤单了”。但是，说服高排放的富裕国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年的巴黎气候谈判取得了初步突破。最终协议第8条明确使用了这一术语：“缔约方认识到避免、尽量减少和处理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和损害的重要性。”但把这些话写进文本并不容易，Abeysinghe说。“如果我们坚持把损失和破坏包括在内，如果条约失败，我们将受到指责。但这绝对是一条红线。我们准备走过去了。”
Huq在沙姆沙伊赫遭到了欧盟和美国同样的回应。但他说，由于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想各种办法将这一承诺排除在条约之外，主张损失和破坏的人再次坚定了立场。“我们并没有眨眼。”
气候发声者SvitlanaKrakovska：没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上讲述同样的故事
她将俄乌战争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称其为“化石燃料战争”。
2月24日，SvitlanaKrakovska可以听到导弹落在基辅附近的声音，而她坐在公寓里，与93个国家的代表举行视频会议。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会议的代表们正在讲述人们备受期待的关于全球变暖影响的报告。Krakovska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是否应该利用这次会议来抗议俄乌战争。
Krakovska说：“我明白IPCC不是一个政治机构，我不想违背它。”Krakovska在基辅的乌克兰水文气象研究所管理着应用气候实验室。“但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爆炸事件迫使Krakovska退出了IPCC的大部分会议；她与丈夫和四个孩子一起，为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做着准备。但经过三天的商议，她还是决定在闭幕全体会议上发言。“我很生气，”她说。
她对代表们说：“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和俄乌战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和相同的根源：它们都是化石燃料，以及人类对它们产生了依赖。”“从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取能源的便捷改变了人类世界的力量平衡。”
之后，Krakovska和她的家人一直没有搬离基辅，部分原因是她的父亲在4月份去世前身患重病，住在一家养老院。但是，IPCC会议之后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