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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追新冠的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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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或许是北京最懂“新冠”的地方。

东城区和平里中街,两个院落隔一条马路相望。院子里的建筑大多只有四五层,低矮、简陋、不太打眼。过去三个月,北京每一条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信息,都被第一时间汇集与保存于此:感染者档案、密接者信息、传染源“族谱”乃至境内外各地疫情态势……

这些信息,是人类截堵新冠病毒的珍贵情报,为北京不断调整的防控策略,提供着技术与数据支撑。

疾病防控,有别于临床施治。当临床医生们在病床前挽救倒下的患者时,“疾控人”则像特殊的病毒捕手,在每一个新冠病毒出现过的场所“掘地”溯源。从单个感染者到最初的传染源、从现有感染者到密切接触者,他们要绘制出新冠病毒在人类社会的“流窜图”,找出每一个风险点,阻止疫情的种子在人类社会生根发芽。

追踪看不见的病毒,不太容易。有时,他们要客串侦探、心理医生、翻译、数据分析师等角色,才能得到足够真实有效的信息。这个过程中,有时还会伴随着调查对象的不解、拒绝与谩骂。

去年12月31日至今,这场战役已持续4个多月。当北京本土新发病例降至0时,有人开心“蒙了”。

这支特殊的队伍还要战斗多久?尚无结论。

北京市疾控中心全球健康中心研究员杨鹏在北京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情况。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疾控人员在现场开展工作。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H7N9小分队”7年后再集合

1月20日凌晨3点,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公布消息:该区接诊两名有武汉旅行史发热患者。经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北京的“新冠”抗击战自此开启。

自“SARS卷土重来”等消息从武汉传来,民间对于疫情的担忧持续累积。在亲历过SARS的北京,伤痛记忆易被勾起。首批“新冠”肺炎患者的消息公布后,有市民连夜网购了几大盒外科口罩,到当天早上10点,同一店铺的同一款商品已抢售一空。

对普通人来说,“新冠”袭来的消息,像一颗突然引爆的炸弹。但在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两个院子里,战备状态已持续了20天,人们早已搁置了“今冬平安无事”的期盼,投入到昼夜不分的加班中。

去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布27人感染“病毒性肺炎”,这一通报在一千公里外的北京迅速引发震动。这一天,光就“病毒性肺炎”的应对,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贾蕾开了一天的会。她同时怀抱两个预期:悲观估计,可能是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乐观估计,未必像SARS那么严重,或许更像传染力更弱的MERS呢?主管医师田祎预感,这次恐怕不是小打小闹;全球健康中心研究员杨鹏在会上“补刀”:做最坏的打算,说不定会全球大流行。

不管个人预期如何,会议定下的任务是务实的。当时,人类对这一“肺炎”知之甚少——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支原体抑或衣原体导致的?如果要进行控制,如何界定病例?潜伏期多久?隔离期应定为多久?迷雾中,工作人员参考既往疫情的经验,制定出了第一版疫情防控应对的“北京方案”,标准从严,比如隔离期被设定为14天。

那一天是年1月1日。此后,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两个小院子,成为北京追踪“新冠”的根据地。

北京第一批输入性病例出现后不久,田祎回到了室,推门进入,眼前是5张熟悉的面孔。年,同一班人马在同一个房间迎战H7N9。6人心里都有感慨,但谁也没来得及说,一大堆工作在等着他们:整理此前的病例信息,为之后的新冠信息收集、疫情处理等工作设计好框架。

工作到凌晨2点,办公室留下3个人,田祎和另一位女同事实在顶不住,拉开行军床决定眯一会儿。入睡之前,她想起什么,迷迷瞪瞪地摸出手机拍了张合影。

3人穿着睡衣,蓬头垢面、满眼疲惫、“不堪入目”,和7年前一模一样;整个晚上,办公室一直有人匆忙出入,两人就像睡在大街上,和7年前一模一样。

不过这一次,战况要严峻得多。

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办公。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流调解码病毒“流窜图”

北京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职责顾名思义:阻击与控制疾病。提到疾病,普医院和医生,“疾控人”,往往活跃于公众视线之外。

贾蕾这样理解自己的职业:医生工作的目标是救死扶伤,“疾控人”的立足点则是维护公众健康。当传染病袭来,疾控中心的首要任务是掌握疾病特征,给出疫情应对的方案,阻止疾病的脚步继续侵染人类社会。

“医院就像是接水的盆子,疾控要做的是把水龙头拧紧。否则再多的医疗资源,也无法承受源源不断的新发病例。”贾蕾说。

拧紧水龙头是一个小动作,可惜疫情防控没有这么容易。当一位患者出现,他同时兼具“被感染者”和“传播者”的身份。是谁传染了他?他又能传染给谁?如果找不到前者,意味着人群中还藏着一位“传播者”;如果找不到后者,意味着还有另一群不为人知的“被感染者”和“传播者”。

一传十,十传百,不管哪一端失去控制,疫情都将以N次方的速度扩散和蔓延,然而,这些信息如同海面下的冰山,庞大却隐蔽。每当“新冠”确诊者出现,流行病学调查紧随其后,这个业内简称“流调”的过程,就是对病毒“流窜图”的解码。

“我市2名男性患者,分别于1月7日和1月9日去过武汉,并短暂逗留,两人分别于1月13日和1月14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1名老年女性患者,从武汉来京探亲,于1月13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我市已对所有23名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目前无发热等异常情况。”

1月20日至今,北京市卫生部门每天发布的疫情通报,就来源于疾控人员对病例的流调。这些通报或长或短,但都会交代患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初,在北京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均有武汉旅居史,慢慢的,出现了其他省份旅居史、境外旅居史。一份份单独的流调报告,也可管窥整个疫情发展蔓延的态势。

要得出这样一份报告,并非易事。杨鹏介绍,每一份流调报告,包含庞大的数据,从患者确诊隔离往前,一直追溯到发病前14天,每个小时在哪里、做什么、见了哪些人,都要收录其中。其中,患者发病时间的判定是难点所在,典型症状未必是首发症状,还有人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只是肺部出现影像学改变,在判断时,流调人员不能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时,患者自己也不清楚感染原因。一位女性患者是北京本地病例,一开始,流调员问不出感染源,在患者居住的小区,曾有过既往病例,但患者一口咬定那一天自己没有出过门、没有见过任何人。

“流调对患者的记忆力的确有考验,调查中,流调员需要借助其他的线索,或者掌握一些谈话技巧。”田祎说。这位女患者年事已高,记忆力不佳,流调员完成首轮调查后,仍觉得不能就此放过线索,于是把电话打进了隔离病房,与她继续交谈。在漫长的对话中,流调员试图给她更多的提示,提及当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患者猛地想起来,那天自己的确出过门,并遇到了一位邻居,还和她说了几句话,至此,“案情”水落石出。

“一个地区,哪怕有一百个确诊者,只要来源清晰,那么疫情就是可控的。只有十个确诊者,但都不知在何处、何时、如何感染,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杨鹏说。流调,是后续一系列防控举措的基石。

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在仓库清点医疗物资。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找出“密接者”

在流调中,相比追溯感染源,寻找密切接触者是难度更大的任务。

名为密接者,实际上不乏陌生人。田祎介绍,曾有一位患者离开隔离点,在居家观察期间感染了家人,疾病潜伏期时,患者家人曾去过超市、商场、健身房、单位,在一同购物、排队、锻炼的过程中,与不少陌生人发生接触。

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感染者无法帮助流调员指认密接者,这时,流调员要扮演侦探的角色,感染者的票据、手机中的支付记录、超市的录像,都成为“破案”的线索。

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和同事有时还要前往现场,像福尔摩斯一样演绎患者的行踪、绘制小区与附近人流密集点的地图。

“我们要还原患者整个行动路线,找出哪些人与他们发生过密切接触,列出名单,以便第一时间进行医学隔离观察。”赵芳红介绍。不同的病例,密接者数量不同,如果确诊者行动轨迹复杂,在多个城市活动、与大量人群交往,密接者可能超过百人。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根据方案,确诊者如果乘坐飞机,那么座位同排以及前三排、后三排的乘客均为密接者,然而,流调员时常遇见乘客调换座位的情况,一个位子上到底坐着谁,往往很难说清,这时,全机舱的乘客信息都要翻出来,挨个儿打电话确认;有时,作为线索的健康卡也不好用,除了各国语言带来的障碍,有的乘客还习惯连笔,一行字就是“一溜儿圆”,一屋子的流调员盯着猜,到底写的啥?

在流调队员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对密接者的管理,开始显示出直观的防控效果。

到3月18日,北京市各级疾控部门共找出名密接者。不少人在隔离观察期间发病。2月2日,北京新增32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有16人为此前确诊者的密接者;2月17日到2月20日,新增的15个病例,全部为密接者。

北京数月的新发病例数据,像一条M形的曲线。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M形”新发病例曲线

当流调员们在前方寻找和“拦截”密接者,王小莉和同事们则在后方埋头于大量疫情相关情报,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

“过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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